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谢无愿

《瞭望》周刊最近在一篇综合报道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章中说，“有全国政协委员私下向记者戏称：“‘今年的两会，是一场收入分配的大会。’”好一个“戏称”，而且还是“私下”的。这个记者用词用得好极了。他也许是无意的，却用这么三四个字，活画出纷纷扬扬的议政庙堂之上，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一个令人疑幻似真的现象。

作为国内这些年经济生活层面上最重大的矛盾症结，作为体现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基层社会现实分野的巨大鸿沟，严重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，尽管在近来对应“两会”的民间舆论上，已被对众多“无厘头”提案和说法的指斥和喧嚷所掩盖，但据说会议中有关缩小贫富差距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讨论，其实“不绝于耳”。这一点，连一些外国媒体都注意到了，显见“议员们”在“解民生于倒悬”上是何等地热切！

其中，政协委员、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最是显眼。如此的盛世福音，的确让人心痒，真乃比唱还好听。此计划有指标有蓝图，有数据有实施步骤，更极为正面，简直足为在此方面总难自圆其说的现实政治，提供一个引导百姓继续“向前看”的漂亮意识形态路标。因此，它获得不少两会参政、议政者的直接间接认同，不难想象。因为分配极度不公不仅涉及社会稳定，而且说到底，还涉及不少“社会精英”的安全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人对此心中有数。

根据迟福林的计划，城乡人均收入“将在‘十二五’翻一番，年均增长不低于15%；同时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%提高到70%左右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.7%提高到50%左右”（《专家称企业和政府阻力成工薪阶层收入倍增难点》，《瞭望》周刊）。与此类似的是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专访时亦认为，“从‘十二五’规划来看，不仅要包括经济发展的指标，也要包括收入增长的指标”，并且要“定期考核”；还有原央行副行长、现今的人大财经委负责人吴晓灵说，人大正研究制定考核地方政府的“福祉指数”。等等言论，都与迟氏说法异曲同工。

将上述言论与最高层近期在各类正式报告中的有关提法相印证，就不难明白，有鉴于社会贫富分化至此，有鉴于社会分配机制畸形如斯（从2000年-2007年，国内劳动者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已由51.4%，下降至39.7%），通过整体提高国民收入水平，并进而使底层社会的收入有所提升，不管主动被动，都应是当局不得不为之的决策取向。

只是如此的计划、愿景与取向多大程度上能化为现实？据说日本1960年就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并于其后的十年里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350%，国民收入增长率达340%。而日本国民的工薪收入所占比重一直不低于60%左右。但这是现实中的中国，在既有的政经体制下，如果继续以保全既得利益的“维稳”为基本立场，若说让早已盘满钵满的既得利益集团收入增长区区一倍，那是太也小看了他们；但要让普罗民众平均收入有显著增长（且不说有一倍的实质增长），可能性则很是成疑！

没错，在不愿实施政经民主自由的根本变革，而社会生活诸多重要矛盾又恰恰纠结于此之时，近年来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决策取向，就是在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前提下，通过一些具体的民生政策，如建廉租房、取消农业税、实行基层医保之类，实际上试图将严重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以经济化方式来化解，或将社会政治问题经济化、物质化，以便从缓解民生困境的角度来保稳定，来缓和政治性危机。这样的国之大计，当然不便宣诸于口，不过近年来，彷佛之间却已与压倒一切的“维稳”基本上双剑合璧，交相为用，耍得煞是起劲。如果这样的政治与政策取向，放在一个以经济利益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，以中国民众普遍意识上突出的实用倾向，也堪称“对症下药”，是典型地以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，或“以毒攻毒”，大概可产生相当效果。尽管它终归是一种末路的实用主义，或实用主义的末路。

然而，以目前的现实，就经济论经济，就国民收入论国民收入，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？当然，并非经济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大了去了。但更为重要的事实，是很多重大经济和民生难题之所以不能有根本的突破，是因为在特定权力体制的笼罩下，它们已与严重板结的政治问题紧紧绑在一起，如“民主与肚子”问题，如“低人权”（秦晖语）下工人毫无与资方进行博弈的权利问题。政制不改，这样的死结几乎绝难揭开。即使民众收入表面上有所增长，说不定还是像“鸡的屁”之类只成为天朝“崛起”的无聊幌子，恐怕对很多百姓而言，连聊以自慰的效应都没有，因为如此增长，极可能又远远赶不上被剥夺的速度。

另一方面，即便当真放开“爱民”怀抱，出台一些更强劲些的利民政策，很大程度上也会为既得利益群体（尤其各层级地方、条块的官僚-财富权贵体系）所抵制、侵蚀，乃至被扭曲成为残民劣政。像这些年16次降药价而药价反而不断飙升，7次降息而股市泡沫逆势泛滥，屡败屡战的“地产新政”下出现的大量“地王”与天价楼市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其唯一的结果，就是证实了一个在民众面前威风盖世的权力体制，却只能在它所豢养的利益集团面前鞠躬低头、退避三舍，出现了除历代王朝末日树倒猢狲散的状况之外，现代社会少见的空前严重的政策失灵。

而正如民众对地产业中所涉腐败的深广程度，其实所知甚少一样，对不少层面和领域既得利益群体规模与势力之大，互惠机制之严密与社会能量之强，大概也不甚了了。在民众缺乏真正的基本民主权利之下，前者对相关民生政策的负面干预，对民生的剥夺，只会持续猖獗。何况，不少的现实法规政策还有意无意地为这样的干预与剥夺，留下了不小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