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传统，就很难有现代

有传统，就很难有现代

谢无愿

学者秋风先生最近有一文章，叫做《有传统，才有现代》（秋文附后），文字不多，却属于宏大立论。该文反对儒家传统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说法，并以南方某些区域为例，称“凡是传统保存相对完整、儒家价值深入人心的地方，经济都比较发达，政治也相对开明”，强调“反对传统就是挖现代化的墙脚”，“应以儒家传统重建现代制度”。如此说法，与主流这些年乐于操作的“感动XX”之类也许出发点不同，客观效果却似足以“相得益彰”。

新儒家前后的代表人物从梁漱溟、徐复观到现今的杜维明，要么推崇儒学的文化价值，要么断定儒家传统可以与其他文明强势融汇，好像还没有把儒家与现代化如此直接紧绑在一块的，秋风先生此说算是发人所未见。可是奇妙的东东不一定便是真风景，也许只是飘渺的蜃楼，或容易让人误入歧途的迷宫。

就拿宝岛台湾来说，这是一个政经文化体系完整的华人社会，也堪称华人社会中典型的现代社会，保留的传统文化比大陆完整、浓厚。笼统说去，从台湾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及成果看，包括其政治民主、社会自由、市场成长与法制建设各方面所体现的现代化，其中有多少成分得自儒家传统的良好支撑，很值得怀疑。相反，至今儒家文化对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发展，在多个重大社会生活领域直接间接的制肘其实很大，实是弊远大于利。其中至少包括：一、政治上残存的人治因素，让行政与司法难完全分开，人民仍较习惯仰望威权，司法独立不时受到挑战，立法司法官员的贪渎时有所闻，马英九的司法改革步履维艰；二、传统人伦意识和中国式人际关系阻碍现代政治规则的顺利运行，腐蚀现代性的社会文化，人情性利益关说、“红包文化”依然盛行，陈水扁家族的滥权贪污是此方面的典型；三、泛宗法主义的狭隘价值认同，抑制了民间应有的社会理性，让当地民主不时经受冲击，难以加速提升，很多民众对政治领袖、管治决策和社会事务有情感而无是非，族群分裂以及台南草根“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”，很大原因均来源于此。

如果不是因为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，不是其对现代化文明体系的致力引进和融入，单靠儒家传统，该社会决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，反之倒极可能依旧如此岸一般的万马齐谙；另一方面，如果不是当代普世文明价值的“软实力”已强大如此程度，一旦真正开始落实，便对各类与之不相适应的传统形成较强的切实排斥，使后者的文化影响在政经法制领域被边缘化，或变成一种亚文化，台湾的现代化也不会行进至此，自由民主等可能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东东。

当然，一种传统文化既能长期支配社会生活，总有它的利好元素。然而以“人伦日用”道德伦理为底色的儒家思想，像台湾一些政治人物的中庸温良、民风的不失厚道等，确有益于小圈子利益的圆通博弈乃至社会关系的和谐，但促进现代化的动能很小，倒是与此一体两面的不少传统意识，负面作用大大多于正面作用。至于传统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之类，虽在马英九和台湾知识分子身上有所表现，但这更多属个人主观上的偶然，与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运行大原则的社会性建设，没有多少必然关联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包含道德上的进步，普世价值尤其政治民主的确立与发扬，同样需要道德基础（包括某些传统道德成分）的衬托和帮助，正如西方脱胎于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对民主与自由的衬托一样。然而，以中国式泛道德主义为实质的儒家传统，虽并非与现代化100%对立，但整体上两者确存在本质上的诸多严重差异，要相生相溶殊不容易，遑论借其来推进现代化。简言之------

一、发端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儒家传统，无论《周礼》的礼、孔子的“仁”、孟子的“养气”，还是明儒的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，儒家整体上显著的道德保守主义影响所及，既在民众意识上很不利于个人自我与自由精神的拓展，也不利于社会性的重大改革。缺乏了这些要件，现代化从何谈起？

二、在与权力的关系上，姑且不说《易》与《尚书》这类儒学源流中的“君权神授”及明显权力依附观念，仅仅以其所主张的内敛人格，以及涉及社会关系的温顺人际伦理那一套，便与作为现代化核心内涵的民主参与和公共干预极为相违。中国过往二千年永难打破的种种事实，历史性地证明在政治上，儒家传统只会被专制权力深度利用，而不可能推动政治现代化所需的权力制衡与权利公正。

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在普罗众生的广大范畴上，儒家传统支配下的人们，大体上只有自得其乐、自求多福的个人消极自由（此方面道家的传统影响一样大），而没有现代化建设所需干预社会的积极自由意识。

三、在生产关系上，现代化所仰赖的市场化与法制，同样与儒家传统分外抵触。儒家是抑商的，也是反讼的，其“信”、“义”观念，基本上只具备一般人际伦理的意义，而不能生成现代契约精神。一些新儒家常引用明清晋商钱庄交易之类的成功操作，以证明中国式的“信”足以支持复杂的市场关系，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（秋风在文章中以温州为例，也有如出一辙的观点。在温州之类的中国式熟人社会里，传统道德信任可能会延伸成一种有效的“准市场契约”，在更广大的市场则根本难以达成）。此一点与其说是传统伦理的功劳，毋宁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本能发挥了作用，即在长期利益博弈中达成某些趋利避害共识之后的成果，如同严冬下刺猬们终于找到互不伤害、又能彼此靠近取暖的合适距离一样。

四、现代化的推动与实现，需要社会成员有尽量多的社会理性，这正是儒家深重泛道德主义所缺乏的。儒家文化往往导致人们以道德判断代替法理判断，以道德情感排斥社会理性（如“为尊者讳”之类）。从此地具体人际关系上的不讲是非，到无原则“爱国病”的风行，均与此关系极大。

    为了论证儒家意识对现代化有促进之功，秋风先生居然引江南乡村家族宗法势力及“老人会”为证，指它们发挥了基层自治的功能，能与乡村权力组织形成民主制衡关系，因而成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东西。此方面不仅似是而非，而且还是相当短视的可笑说法。笔者老家在粤东农村（据说是几百年前从江南地区南迁而来的人群），与江南乡间近似，也号称“人杰地灵”，宗法色彩与民间传统较浓烈，以笔者的观察，宗族势力与老人组织固然对乡间行政有一定的制约，但这样的制约大多呈现为中国式“宗法民粹主义”属性，负面因素经常多于正面因素，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（如选举时几乎完全不论是非公义，排斥“外族”只选自己人）。乡村宗法势力大行其道，很大程度上恰恰由于当前基层民主机制不足以自主运作，导致前者趁虚而入。与现代化相应的社会自治，乃建立在公民权利和一定公共理性之上，可以断定，长期而言如果宗法势力不能被改造或取代，乡村基层民主便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轨迹。

 此外，秋风将江南一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，也归功于当地儒家传统的深厚，这是以果推因的权宜逻辑，合理性非常成疑。江南地区人文较发达，民众文化水平相对较高，不管接受何种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在人类逐利天性驱使下，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总会更快更好地予以因应，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中投入市场，抢占先机，何况上述区域不少地方原本就有地利之便和营商习惯。若非说这就是儒家传统的道行，像西北某些回族、维族地区，同样一早就有经商风尚，多年来生意同样风生水起，又当作何解释？

 不是说儒家传统没有好处，而是因为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步而言，它好得不对地方，好得不是时候。士大夫式的个人主观精神与情志体验，太优雅太美妙了，连当初蔡元培、鲁迅、胡适甚至陈独秀这类人，在激烈反传统时实际上都恋恋不舍。然而苛刻点说，“孔颜乐处”、“浩然之气”的心灵之感，以现如今中国人普遍的这点烂德性，根本不配有。也许只有像台湾一样万幸有了宪政民主之后，再来重拾这些东西好了。

 秋风指责人们有破坏没建设，以中国社会历来坚如磐石、永远新瓶旧酒的熊样子，没有破坏哪来的建设？或者说在特定环境下破坏即建设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老是幻想在巨石的狭缝里悬空建小屋，那能建设个XX！

当今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本质、最广泛的需要，不是整体上早已烂熟腐旧的儒家文化道统，而是以现代自由精神和权利诉求为文化核心的普世价值意识，其中也包含建立在个人权利、社会利益“权己群界”协调基础上形成的新道德观。在五四之后的文化进程，这样的价值意识经历了太多的歧途和抑制，总是凋零散乱，有点幸运的是值此社会转型期，随着社会进步要求客观上日益迫切，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广渗透，在部分知识界尤其是年轻阶层身上，此方面正在不断萌发。

 听说秋风先生是所谓的自由派，可是若如此这般弄下去（近日他又有一直接推崇传统宗法主义的妙文），差不多可以升任“感动中国”的总策划了，去一同搞些在意识形态上草船借箭的玩意儿，甚至最终成为摩罗之流的同志，也未可知。